我呆呆地捧着箱子回到房子里,小心翼翼地翻了翻里头的东西。档案夹的内容里几件处理中的案子,没什么特别。其他的文具、留言、零零碎碎的小纸片、很多很多报告、插着各种笔的笔筒....都是一些很平常的东西。Miles离开的时候是耶诞假期,桌上放着新旧两本备忘录,我随手翻了翻,很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名字在上头;带Kay去Bob’s、带Kay去看the fantastics,有时候只是简简单单地写了“Kay”。新年度的那本我出现在情人节,刚过去不久;Miles在二月十四日那一格写了“Kay”,还用红心框了起来,可惜我永远都不会知道他的计划了。
大略浏览过整个箱子的东西,手上的电子表正好响起整点的哔哔声。十一点钟,离我的上班时间还有两小时,不急。我慢慢地把散在地上的东西一件一件收回箱子里;我能保留的Miles,也只有这些了。
在放最后一个档案夹时出了点小意外,一个黄色的档案里滑出了几页,和一封封好的信。我打开档案打算把东西归位,却发现大有玄机。那是个没有名字的档案,内容是一个已经判决的诉讼,关于股市的内线交易案;被控涉嫌的是华尔街一个有名的财团负责人,手下有好几个企业,我常在报纸的金融版和社交版看到他;这家伙最后因为罪证不足而无罪开释。档案并不完整,只有部分的开庭记录和简报,还有那封信。信封上的收件地址是那个财团总部,收件人写着Charlie Nelson,连邮票都贴好了,不晓得为什么没有发出去。
弄好档案后我放回两本备忘录,旧的这本露出了一角小纸片,我翻到夹纸片的那一页看个完整。那是张中国餐馆的名片—金凤餐厅,我好像在唐人街见过这个名字,但记得已经结束营业了。夹名片的那一页—这算巧合吗?—是那个内线交易案宣判的日子。
看起来这像是个很平常的案子,但直觉告诉我没这么简单。看看表已经十一点半了,我把东西收拾进箱子,留下信和名片,先弄点东西给自己吃,换套衣服;如果动作快一点,我还来得及在上班前跑一趟华尔街,我打算自己把信送去,再看看能挖到什么奇怪的东西。
到了大楼我才想到现在是人家的午餐休息时间,恐怕是挖不到宝了。没想到上了七楼一片乱哄哄的,一大片墙上不断闪动着红红绿绿的数字,电话声、叫嚣声、报价声不绝于耳,没有人在意现在是午休时刻了。这就是信封上载明的地址—一家证券交易所,以它和Miles的案子的相关性来看,我倒是一点也不惊讶。
似乎没有人有空停下来让我询问一下。每个经过我面前的人都匆匆忙忙地赶向他们自己的目的地;不得已的情况下,我只好打断离我最近这张办公桌主人讲的电话了。
“抱歉,我....”
“什么事?”那人手捂住话筒,询问性地看着我。
“我找一位Charlie Nelson先生。”
“Nelson....”他抬起头四处张望了一下,最后视线集中在我身后某一处,出声叫道:“嘿!Nelson,这位小姐找你。”
这一惊非同小可,这位Charlie Nelson就是昨儿个舞会上那个很像
Miles的怪好人。卸下了晚宴服和领结,今天他的长褐发在身后扎成一束,领带半扯开挂在脖子上,袖子卷到手肘,和这里每一个股票经纪人一样,一副忙得灰头土脸的样子。但是我没忽略他的面无表情中一丝....那算什么?惊喜?
“你是Charlie Nelson?”我毫不掩饰我的惊讶。
“而你就是要找我的人?”他似笑非笑地问我。
“没错。我替一个朋友送信来。”我直接切入正题,把手上的信交给他。
“没想到我们这么有缘,这么快又见面了。”他看了我一眼,才仔细瞧了瞧信封。
“我想....这应该是你的信错不了。”我看看时间,还有三分钟就该走了。
“为什么....这封信不是邮寄过来而由你转送呢?”
“呃....我的朋友—也就是那位发信人—出了意外,这是他出事前预备好要寄的信,我是后来才发现的。我想大概已经晚了许多,但还是亲自送来,也算替他完成一件未了的事吧!”
“是很亲近的朋友吧?让你为他这么尽心。”这个人有点怪异的细心—又有一点像Miles了。如果不看眼色和发色,我想我很难分出Miles和这位Nelson先生的不同—他们连笑起来脸上的线条都相似得教人心惊,甚至连撼动我心神的感觉都一样。我得一再提醒自己Miles不笑时,那种执法人员冷峻的气质,而这个家伙有些类似“说客”般的邪气。
“没错。他是我男朋友。”很简单地回答了问题,“我想我该走了。”我边说边往电梯移动。
“谢谢你替我送信来。”他也跟来陪我等电梯,“你....很爱你男朋友,是吗?”电梯开门的时候他问我。
“对!”我的答案和电梯门关得一样简洁有力。
整整八小时的工作时间,那张名片在我手上转了不下数百次;除了忙医院的事把它扔进口袋以外,我一直思考一个问题:Miles和这家餐厅到底有什么关连?最简单的假设是他到这家餐厅吃饭,随手带回了这张名片。但这个假设很快被我推翻,因为Miles的文具中有“名片簿”这样的东西,而且他确实有利用。那个假设只能勉强解释名片的由来(而且还不一定对),并不能说明它被慎重其事地夹进备忘录的原因—它和Miles一定关系非浅。
会是清理东西的人不小心夹进去的吗?还是这张名片真有什么特殊意义,甚至和那个不完整的神秘档案有所牵连?相较于Miles箱子里其他档案的完整和翔实,这个案子明显地有蹊跷;但是依Miles对事情的谨慎处理态度,他会任由一点疏忽让人窥得吗?不过他的空难事出突然,难保....
想着、忙着,转眼间就到了我的下班时间。步出医院时和Nauder打了声招呼,他搂着小护士女朋友正要去吃消夜,腼腆地回了我一笑。Miles出事之后这个小男生(其实他才小我一岁)“关爱”的眼神让我益发厌烦,曾经挺不客气地回绝他不少好意,不过年纪轻复原快,我也乐见他“转移目标”,松了好大一口气。
九点过一点,不早了,可是又离上床睡觉还有段时间。握着口袋里那张卡片,我决定趁现在到唐人街那家餐馆探探,即使是证明与Miles完全无关也好,这个不早不晚的时间正适合我去东瞧西看而不引人注目。不知道为什么我至今仍旧把Miles视作我生活的重心,潜意识里知道自己某些行为实在荒谬—例如打算夜探龙蛇杂处的唐人街,但是又做得理直气壮—因为它和Miles有关。固执的源头?也许芬说得对,我是个一旦付出真爱就无法回头的人;但我总觉得我的爱尚未逝去,我是指—我“希望”Miles还在,甚至能自己感觉到他的存在....老天!我想我该去看看精神科了。
九点多的纽约市,路上已经难得看到行人了—谁都知道纽约的治安有多差。我开车从上城到下城,走的是有名的百老汇大道,散场剧院的人潮把我堵了一阵,也把入夜的时代广场的恐怖驱走了些。我更不敢绕道走小路小街,那里头的死亡数字够吓人了。一路飞车到中国城,比正常时间少了将近一倍。
大部分店都已经关门,灯火通明的是那些不变的水果摊。我按着名片上的地址寻到了那家缩在角落里小小的、不起眼的中国餐馆;我没记错,门上挂着大大的“结束营业”。我伸手去推了推铝制的玻璃门,锁住了。倒退几步往上头看,二楼紧闭的窗户透出了一点若有似无的光线,有几个晃动的影子—里面有人!凭这点我就不打算打退堂鼓,非得进去瞧瞧我才甘心。餐馆紧邻着小巷,一般都会有扇后门开在巷子里,我没有多想就一头晃了进去。
少了路灯和招牌,小巷里暗得教人汗毛直竖,颇有恐怖片中爆发事件的气氛。我小心地边走边东张西望,手在大衣口袋握紧从车上随手拿下来的小刀,准备随时应付突发状况。后门是有,不过还是锁住了,我停在门口开始思考是要走回前门用发夹弄开玻璃门上的锁,还是找个重物来撞开面前这个好像不怎么牢靠的门。
我就知道不该放松紧戒的!当我双手抱胸望着小巷出口,盘算我开前门的速度够不够快到不引起别人注意时,一双大掌已经无声地捂住我的嘴,扣住我的腰,把我拖进刚刚我想用东西撞开的那个后门里。
我用自由的双手和双脚拼命向后勾、向后踢、向后捶、向后踹,被捂住的嘴也努力地想叫出声。这时候熟练自如的空手道竟一点儿也发挥不出,我只能尽力扭动全身,想办法摆脱这家伙的钳制。我打倒他了!我确定!他被我用肘关节狠狠顶了好几下。但他只是停顿零点零....零一秒,依然毫不放松地把我拖进门内那个灯光幽暗的厨房,用他的脚踢上门。我的声音总算发挥了一点作用,不过还是些哼哼啊啊的怪声,奋力挣扎也没有停。但是,这时候,一个声音让我冻结在当场,无法动弹!